进一步理解抢劫罪的暴力程度

　　抢劫罪是一种严重的暴力犯罪，从其立法设定上来看，起刑点为3年以上有期徒刑，最高刑可至死刑，说明其本身是一个量刑较重的罪，相应的，其暴力程度也应为较重程度。

　　我国刑法理论认为，抢劫罪的暴力手段主要包括三种：暴力、胁迫和其他方法。其中，暴力是指对财物的所有人、管理人、占有人的人身实施不法的打击或强制，致使被害人不能反抗的行为。胁迫是指对行为人以当场实施暴力相威胁，进行精神强制，从而使其产生恐惧而不敢反抗的行为。其他方法，是指使用暴力、胁迫以外的方法使得被害人不知反抗或无法反抗的行为。也就是说，我国学界在对抢劫罪暴力的研究中，认为三种暴力手段分别需达到“不能反抗”、“不敢反抗”和“不知反抗”的程度。这似乎对判断抢劫罪提供了标准，但这个抽象标准要实际运用还存在几处需要明晰的地方：抢劫罪的暴力表现形式是否需要限制？抢劫罪的暴力又需要达到何种效果？

　　被害人巫某曾向犯罪嫌疑人葛某借高利贷并全部还清。案发当日中午，巫某欲再次向葛某借款，葛某联系了另一从事放高利贷业务的王某。谈妥后，王某、葛某等人带巫某至本市某酒店。王某在核实被害人身份信息时发现巫某提供的工作单位虚假，便恼羞成怒，以语言威胁、扇耳光的方式，逼迫巫某写下一张1.5万元的欠条。因巫某表示没钱，葛某遂提出以前有巫某母亲代还欠款的情形。于是王某、葛某电话通知巫家人要求当天还钱，并在电话中称“如果不还钱当天就不释放巫某”。期间，被害人巫某趁犯罪嫌疑人不注意，向其母发送内容为“打110报警”、“不要还钱”的短信。巫某的母亲虽明知巫某之前的所欠高利贷已经全部还清，但被迫同意犯罪嫌疑人的还钱要求。当晚，严某伙同他人驾车，将巫某带至其母亲住处楼下。巫某母亲看到儿子在汽车里，面部带有伤痕。后双方经讨价还价决定“归还”1.1万元，并由严某出具收据，写明债务已结清。巫某被释放后立即报案。这则案例中暴力和威胁行为主要发生在两处。一是行为人发现被害人巫某工作单位信息不实后，采取了语言威胁和扇耳光等方式；二是在逼迫被害人写下欠条后，行为人对被害人进行人身自由的限制，并且在此期间没有证据证明被害人受到了其他暴力和威胁。言语威胁、扇耳光甚至限制人身自由都不能被理解为“足以危及被害人身体健康或者生命安全”的暴力行为，但是却有可能符合抢劫罪的暴力要求。需要说明的是，我国对抢劫罪暴力程度的判断，倾向于实质判断，而非表现形式的限制。我们所考察的暴力是抢劫罪中的暴力，而非普通意义上的“一拳”或者“一刀”。相应的，其暴力程度也是抢劫罪所定义的暴力程度，而非轻微伤与重伤的区别。也就是说，抢劫罪的暴力程度并不能等同于暴力表现形式的严重与否。扇耳光、语言威胁的是否能达到抢劫的程度，就应该考量其暴力和威胁是否达到了对被害人产生足够威胁的程度。被害人虽然提供了虚假的工作单位，但这个过错不足以使被害人受到思想钳制，达到使被害人不敢不写欠条的程度，写下欠条还是由于犯罪嫌疑人打耳光、语言威胁等行为产生了效果。即使犯罪嫌疑人有可能主观上认为自己的行为只是出于逞强好胜，并不具有控制被害人的目的，但是这种行为在客观上导致了被害人受到强烈威慑而不敢反抗，那么扇耳光和语言这种看似轻微的暴力、威胁就完全可能满足抢劫罪的暴力程度。

　　既然采用的是实质判断的方法，就应当通过衡量暴力行为达到的效果，即是否“足以使被害人不能反抗、不敢反抗、不知反抗”，来认定一行为是否能够达到抢劫罪的暴力程度。在众多争论中存在“主观说”和“客观说”的不同观点，其中“主观说”又可以分成“被害人说”和“行为人说”。“被害人说”认为，只要被害人迫于行为人的暴力或者威胁而交出财物就认定抢劫罪；“行为人说”认为，只要行为人认为自己的行为足以抵制被害人的反抗，并在此意思下取财即可认定抢劫罪成立。“客观说”认为，认定暴力或者威胁是否“足以抵制被害人的反抗”要综合行为人和一般人的观点。日本法院判例和通说主张的是客观说，即应该从暴力、胁迫的性质作为判断，也就是以是否达到足以抑制普通人反抗的程度作为客观的判断标准。我国持客观说的学者也认为：“暴力行为只要足以抑制对方反抗即可，不要求事实上抑制了对方的反抗，更不要求具有危害人身安全的性质。”